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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小学老师
2020年09月15日 10:23:49  嘉善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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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教了一辈子的书,走在街上,经常会碰到有人叫我“老师”,年长的五十有几,年轻的二十上下。有的我还能认出来,叫得出名字,有的却是印象全无。好在这些学生也都知道老师年纪大了,自报家门。当然,我这个老师也有许多老师,是他们的关心、爱护、培养,才有了如今这么多人叫我老师。我的老师们功不可没。

  一次偶然的机会,退休之后参加县老干部局组织的游园活动,在参加“搭可乐罐”项目的时候,裁判席上有人叫我的名字,一看,原来是我小学一、二年级的班主任钱老师。惊喜之余,我们就聊了起来。钱老师说:“我经常看到报纸上有你的文章,每篇必读。”我真有点受宠若惊,想不到相隔五六十年,老师还如此地关注着我。记得上一年级的时候,第一堂课,进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,中等身材,胖乎乎的,留着短发。她慈眉善目,进来就自我介绍,说:“我姓钱,就是钞票的钱,你们今后就叫我钱老师好了。”当时,我们这些小镇上的或是乡下的孩子,根本听不懂普通话,都觉得“钱老师”这个名字很特别,都你看我,我看你的,嘴里说着“钱老师”“钱老师”。一年级教好了,钱老师又接着教我们二年级。到三年级开学的时候,钱老师没来,我们以为她教其他班级了,可是,就是不见她,后来才知道,她调走了。在钱老师调走后的几十年里,我们从未谋面,但是这次偶遇,我一眼就认出她来,只是比那时胖些,仍旧是圆圆的脸,留着短发。

  出县城宾旸门沿华亭塘东行几公里,就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小镇——张泾汇。那里原先也非常热闹。一条南北向的主要街道依河而建,青石板的路面,五六百米的街道两旁商铺鳞次栉比。小街南起南星桥,北到苏家桥。苏家桥两边各有往东和往西两条小街,往东的小街叫东弄。我小时候,镇上只有一所小学,就在这东弄口,朝南开门,北靠龙王荡。学校有大小不一的五六个教室,没有操场,只有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庭院。估计这是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住宅。后来,由于班级增加,学校向东弄的南面发展。那里原是一片荒地,学校发动大家平整,成了一片操场。其时,学校有10多位教师,都是年轻人,非常活跃。印象最深的是我上三年级时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们各班都排演了节目。演出就在操场最南边的公社大礼堂。最夺人眼球的节目是老师们演的舞蹈。在委婉动听的二胡《采茶舞》曲声中,七八位女老师一色的绿衣红裤,从舞台的一角鱼贯而出,她们两手捧着花篮,翩翩起舞。她们迈着轻盈的舞步,时而纵向,时而横向,时而交错着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这领舞的就是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梁老师。和钱老师比较,梁老师显得瘦一些,虽然这两位老师上课的风格截然不同,但她们待我们都非常好。梁老师说话是爽凛凛的,性子也急,她上的课我们都很要听。班里几个调皮的学生,都被她教育得服服帖帖。

  梁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,四年级时又换了一位男老师,姓袁,瘦高个,拉得一把好二胡。老师们演出的《采茶舞》,他就是主要的伴奏者。在袁老师教我们的一年时间里,印象最深的是让我们排节目。当时,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半夜鸡叫》,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作者是高玉宝。故事讲的是一个叫“周扒皮”的地主,为了让长工们早点起来为他干活,半夜爬到鸡窝里学鸡叫,以引得鸡提早打鸣。后来,长工们发现了这个秘密,在“周扒皮”在学鸡叫的时候,把他拖出来,痛打了一顿。当时,老师叫我演高玉宝,我们同一小镇上我的一个要好同学演“周扒皮”。这个课本剧在“六一”儿童节的文艺演出中表演。演出很成功,但演出后,问题就来了。班里几个调皮的学生,趁中午老师不在的时候,抓住演过“周扒皮”的同学就打,还在黑板上写上“某某某,周扒皮,一天打一顿”,害得这个同学东躲西藏。一连几天,我实在看不过去,冒着被他们骂的风险,就去找袁老师,做了一次“伪保长”(即“汇报长”,当时同学对向老师汇报的人的贬称)。后来,袁老师找了这几个同学谈话,把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通,这场风波才算平息。梁老师和袁老师也就是在那时处的对象,后来他们都调到县城工作,梁老师曾经担任县城某小学的少先队总辅导员,袁老师在县教育局工作。1991年,我由乡镇中学调县城学校,特意去拜访过,但那时,梁老师已患病卧床不起。早就知道袁老师夫妻非常恩爱,那天我是亲眼目睹。在梁老师的病榻旁,袁老师坐在一张矮凳上,在为梁老师轻轻地推揉。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,梁老师浑身疼痛,袁老师就这样日夜服侍着。下一年,梁老师不幸过世。我因为工作关系,后来和袁老师接触较多。每逢到教育局办事,总是到他的办公室坐坐。在工作上,他给了我很多帮助。

  为女老师们跳的《采茶舞》二胡伴奏的另一位青年男老师姓沈,也是当时小学里的活跃分子,文艺、体育都是拿手戏,特别是踢毽子。一般踢毽子是女生的活动,但沈老师踢毽子不但个数多,而且还会踢出许多花样。一小块布包上一枚铜钱,一小截下端剪成十字形开口的鹅毛管子,用针线缝牢,再在未剪开的鹅毛管子里插上七八根雄鸡鸡毛,就是一只漂亮的毽子了。这毽子在沈老师的脚下,上下翻飞。只见他有时双脚同时跳起,用一只脚踢起毽子;有时一只脚着地,另一只脚从背后“偷偷”去踢;有时将毽子踢过肩头,一个转身,又踢起了毽子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沈老师并不教我们课,对他印象主要是在文体活动中非常活跃。我家离学校很近,每每吃过晚饭,晃荡到学校的操场上,总是看见沈老师、袁老师他们在运动。最刺激的是看他们跳高。在操场的西北角上,一排高大的梧桐树,旁边是一个沙坑。老师们跳的是撑杆跳,沙坑的一头是两张课桌,课桌上面放着跳高的架子,一根细细的竹竿横着。只见沈老师在远远的地方,手持一根修长的毛竹,大步地跑过来,在临近沙坑还有一两米的地方,毛竹抵住一个小坑,人腾空而起,过横杆,一个转身,两手一推,竹竿朝前面悠悠地倒地,自己稳稳地落在沙坑里,看得我们齐声叫好。

  后来,沈老师也调到县城工作,巧的是十几年后,我调到县城工作,就在沈老师工作的学校,而且沈老师临退休的一年多时间,就在我们的教务处,从师生到同事,又在一个办公室,这也是有缘吧。退休后,沈老师仍旧喜好文体活动,打气排球、打乒乓球,参加老年舞蹈队,一天到晚,忙个不停。如今,沈老师已经年过八十,仍旧精神矍铄,活泼开朗。

  小学六年,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,因为自己学习成绩比较好,老师们都很看得起。但也有挨批评的时候。我们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珠算,教我们珠算的是校长曾老师,四方脸,身材魁梧,上课总是很严肃,没有一丝笑容。那天的珠算课上,曾老师正在讲乘法的珠算口诀,我的同桌拿一支铅笔,用一根线吊着一块橡皮,放在课桌的边上,让它保持平衡。铅笔搁在课桌边上,橡皮在下面晃荡。我一面在听课(实际上老师讲点什么都没听进去),一面在看同桌玩。最后,终于平衡了,铅笔的一头翘起,但没有掉下去。我们俩会心地笑了。也正在这时,下课的铃声响了,曾老师一脸严肃,点了我的名,让我下课后到他办公室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我走进了校长室。在校长室里不但挨了一顿批,还罚背乘法口诀。这一天,是我读书以来最灰头土脸的一天。后来曾老师调到县城,先在镇中心学校当校长,后到教育局当科长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已经在小镇的中学当教务主任,一次,他来学校调研,无意中问起有没有入党。我说:“自己觉得还不够格。”他说:“你有没有申请?”我说:“没有。”听我说没有,他就批评我,说够不够条件是组织上说了算,申请不申请是态度问题。那次谈话后,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,经过组织上的考察,加入了党组织。至今想来,这位小学老师,时隔几十年,还关心着我这学生,实在是幸运的。(作者:黄竞浩)


来源 嘉善传媒报刊部     作者     编辑 章永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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