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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乡下兄弟
2021年12月08日 11:04:07  嘉善新闻网


  六年的农村生活,确实艰辛,但收获也不小。经受了艰苦的磨难,懂得了生活的不易;增加了阅历,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;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这些收获的取得,离不开农民兄弟的帮助。无论是生活上的照顾,还是干活中的指导,更有他们朴实、勤劳的性格的影响,都使我永志不忘。

  在众多乡下兄弟中,共事最多、印象最深的是大队团支部的小弟。

  小弟比我略大两岁,父亲是大队里的“弄堂干部”,只是在我们下乡时,负责大队的知青工作。在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中,小弟可是很“活龙”的。我不知道他读过几年书,大概初中也没上吧,但他在大队里写写弄弄是算得着的,而且头子活络,样样都拿得起。

  我下乡的小队离他家较远,我们是1队,他们是12队,走走也要半天,照理是不太会碰到的。但也许是缘分吧,我们不但认识,而且还是莫逆之交。

  我们的认识缘于大队宣传队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正值“十年浩劫”末期,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极其贫乏。一年中仅有一两次县里的电影船到大队里放露天电影,除此之外,只有广播里的“革命样板戏”。可能是受镇上学校里红卫兵宣传队的影响,当时,许多大队的青年活跃分子组织起了文艺宣传队。

  下乡不久,他们就动员我参加大队宣传队,宣传队的负责人就是小弟。小弟的本事在宣传队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他的二胡拉得好,队里的伴奏他是主力。我进了宣传队,因为稍有点二胡基础,所以就跟着他学。队里演出的节目内容是他准备的,比如三句半、朗诵、快板,虽然简单,但没有一点水平是绝对编不出的。他还是舞台指导,选歌曲,编动作。后来,宣传队还排过样板戏《红灯记》中的《痛说革命家史》,都是他负责排练的。每年“双抢”结束,宣传队轮流到各生产队演出。届时,生产队的公场上,“小太阳”(一种大支光的电灯)高悬,全队老少搬来长凳矮凳,摩肩接踵。就是这样极其简单的节目,也会赢得大家的热烈欢迎。

  和小弟一起共事的,还有大队的报道工作。每年的“双抢”,是当时农村一年中最紧张的时节。大约从7月10日到8月10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,要把全生产队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田里成熟的早稻收起,翻耕,再种上晚稻。如果立秋后再种,遇上寒潮来得早,就要影响产量,所以要“抢收”“抢种”。正因为此,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,大队成立了宣传报道组,我和小弟就是大队宣传报道组的具体工作人员,主要任务是出《双抢快报》,三天一期。

  每到出《双抢快报》这一天,我和小弟早早到大队里和大队干部碰头,再一个一个生产队采访生产进度、好人好事,然后回到大队里写稿、刻印。因为我会刻蜡纸,所以,小弟主要负责写稿,我负责刻写。一张八开的蜡纸上,有“报头”,有上级领导包括大队里的要求,有各生产队的收、种进度,还有各生产队涌现出来的“无名英雄”、好人好事。刻好、印好,留出下一天由邮递员送公社的,还要想办法当天送到各生产队,忙忙碌碌,紧张的一天,完成了一份《双抢快报》。我们出的《双抢快报》质量较高,因为我会刻仿宋体,字迹端正又清楚。后来,还进行了套印。报头,领导要求用红色,其余文字为黑色。方法是在刻写好的蜡纸上,给要套色的部分做个袋,粘上去,里面放红色的油墨。这样印出来,有红有黑,很是漂亮。

  几年中,我们的宣传队,不计报酬,坚持业余排练,下生产队演出,在公社的文艺会演中得了奖;我们一起组织灭螺专业队,全大队的各只浜底,家家户户的河桥都留下我们的身影。

  1974年,我离开农村之后,和小弟的交往也就成了偶然。只知道改革开放后,他也办过企业,承包过农田,但都不是那么成功。好在他的一对子女,都有出息。女儿在镇上经营饭店,生意颇兴隆;儿子中专毕业,办公司,创事业,成绩不菲。今年“五一”,小弟特地邀请我们几个老友回了一次乡下老家。昔日的良田村落已多成为历史,各生产队都合并到了一起,俨然成了一个新兴的城镇。

  时过境迁,我脑海里几十年前的乡下已荡然无存,唯有老友和那时经常在一起的农民兄弟,依旧如此热情。

  (黄竞浩)

来源 嘉善传媒中心     作者     编辑 章永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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